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噪声危害日益突出，噪声引起的听力损失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报告，在我国，职业性噪声聋已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职业性尘肺病的第二大职业病^[1]。瞿菁等^[2]对上海市2009—2018年职业病发病状况的分析发现，职业性噪声聋发病比例逐年增加，已成为上海市主要职业病，其中38.40%的职业性噪声聋集中在设备制造相关行业。噪声已成为机械制造行业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工作场所噪声测量方法主要分为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虽然个体检测结果能更真实地反映作业人员噪声暴露水平，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定点检测凭借其耗时短和成本低的优点而被广泛采用。多项研究发现，采用定点检测开展噪声评估的结果与个体检测存在一定的差异^[3-4]，但是同类研究对差异性影响因素的分析较少，且既往的研究多在一家企业内开展，无法展示多个企业甚至是行业层面的噪声评估结果。本研究拟选择上海市机械制造业的多家企业，对接触噪声的重点工种分别采用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评估职业噪声暴露水平，分析两种检测方法结果的差异，并探究影响结果的因素，为合理选择职业噪声暴露评估方法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20年8—10月，通过便利抽样，选择上海市52家机械制造企业开展研究。由于车床加工和电焊作业是机加工作业中职业噪声暴露最为普遍的工种，本次研究选取车床工和电焊工为调查工种。根据GBZ/T 189.8—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8部分：噪声》附录A ^[5]确定各企业的噪声个体检测人员共290名，以这290名工人作为调查对象开展现场调查和噪声测量。纳入标准：（1）在机械制造企业操控钻床、磨床等通用车床的车床工，或从事手工焊接的电焊工，工龄≥1年；（2）对本次调查知情同意，能配合开展噪声个体检测。排除标准：不能配合现场检测的人员；有认知功能障碍者。

1.2   研究方法

1.2.1   现场调查

采用自制调查表对290名工人开展现场调查。在征得被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由调查人员采取一对一询问的方式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工厂生产工艺、作业内容、作业方式、噪声接触时间等信息。

1.2.2   噪声测量

根据GBZ/T 189.8—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8部分：噪声》 ^[5]，同时采用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两种方法对290名工人进行噪声测量，两种方法均采用美国TSI公司的Edge 5噪声测量仪，取A计权、S档，并以85 dB（A）作为噪声职业接触限值^[6]计算超标率。

1.2.2.1   定点检测

在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对声场分布均匀的工作场所，即测量范围内A声级差别 < 3 dB（A），选择3个测点，取平均值。对声场分布不均匀的工作场所，将其划分为若干声级区，同一声级区内声级差 < 3 dB（A），每个区域内选择2个测点，取平均值。若劳动者工作是流动的，在流动的范围内，分别测量工作地点噪声。

根据公式（1）计算等效声级。

式中：L_Aeq，T为全天的等效声级，dB（A）；L_Aeq，Ti为时间段T_i内等效声级，dB（A）；T为所有时间段的总时间，h；T_i为i时间段的时间，h；n为总的时间段的数量。

按照公式（2）计算工作8 h的等效声级：

式中：L_{EX，8 h}为一天实际工作时间内接触噪声强度规格化到工作8 h的等效声级，dB（A）；T_e为实际工作日的工作时间，h；L_Aeq，Te为实际工作日的等效声级，dB（A）；T₀为标准工作日时间，8 h。

1.2.2.2   个体检测

在定点检测的同时，对所有人员进行噪声的个体检测。将Edge 5噪声测量仪固定在工人耳部的高度，传声器指向声源的方向。每个工人连续测量一个完整的工作班，将一天实际工作时间内接触的噪声按照公式（2）等效为工作8 h的等效声级。

1.2.3   质量控制

现场调查前制定填表说明，对问卷中的各项内容填写做出明确规定，并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噪声测量前制定检测方案，确定噪声检测的点位和数量，并绘制现场测量点设置示意图供检测人员参考。所有检测人员均具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检测资质，检测设备均通过计量认证并在有效期内。检测结果用Excel设定的公式进行计算，并通过双人计算进行核查和验错。

1.2.4   统计学分析

用均数、标准差和四分位数描述个体检测和定点检测所得噪声8 h等效声级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势，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率或构成比表示。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配对χ²检验（McNemar’s test）探究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均值及超标率的差异。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评价两种检测方法结果的一致性。然后对工种和作业方式进行分层分析，用配对样本t检验分析两种检测方法所得结果在不同工种和作业方式间的差异。

为探究影响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异性的因素，以每位工人的基于个体检测和定点检测计算的噪声8 h等效声级的差值的绝对值为响应变量，相关影响因素为预测变量，建立混合效应模型，以单因素分析识别潜在的影响因素，独立样本t检验P < 0.10的因子被纳入模型。其中，工种（车床工或电焊工）和作业方式（固定作业或流动作业）作为固定效应，不同企业作为随机效应，回归系数采用限制性最大似然法（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REML）估计。所有统计过程均由R 4.0.2及“lme4”和“sjstats”包完成，显著性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现场调查情况

52家企业为典型的机械制造企业，其中38家企业属于设备制造业，其余企业属于金属制品业等行业。290名工人中，车床工120人，电焊工170人。车床工主要操控钻床、磨床等通用车床，人均操控1 ~ 2台车床，车床位置相对固定，上下料过程中存在流动作业。电焊工主要从事手工焊接，焊接类型以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和氩弧焊为主，中小型部件的焊接作业相对固定，大型部件或者结构不规则的部件需要流动作业。所有工人中，固定岗位作业228人，占78.6%，流动岗位作业62人，占21.4%。

2.2   工作场所噪声检测情况

2.2.1   总体结果

290名工人基于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见表 1。所有工人基于定点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为83.5 dB（A），最大值为104.1 dB（A），其中107人的8 h等效声级超过85 dB（A），超标率为36.9%；基于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为85.9 dB（A），最大值为103.7 dB（A），其中151人的8 h等效声级超过85 dB（A），超标率为52.1%。定点检测结果显示，210人的噪声8 h等效声级≥ 80 dB（A），属于噪声作业，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为80 ~ 85 dB（A），共103人（占35.5%）。个体检测结果显示，252人的噪声8 h等效声级≥ 80 dB（A），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为80 ~ 85 dB（A）和85 ~ 90 dB（A），分别有101人（占34.8%）和95人（占32.8%）。

表  1  290名工人基于定点和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

检测类型	样本数	噪声8 h等效声级/ dB（A）						超标数（超标率/%）
		范围	平均值	标准差	P25	P50	P75
定点检测	290	66.6 ~ 104.1	83.5	6.8	79.0	83.0	87.6	107（36.9）
个体检测	290	70.7 ~ 103.7	85.9	5.9	82.3	85.3	88.8	151（52.1）
注：P25、P50、P75分别表示第25、50、75位分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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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两种检测方法结果的一致性分析

两种检测方法所得的噪声声级均接近正态分布。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290名工人基于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高于定点检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 5.89，P < 0.05）。

配对χ²检验结果显示，两种检测方法所得结果的超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6.98，P < 0.05），个体检测的超标率更高。两种检测方法所得结果的ICC = 0.347（95%CI：0.241 ~ 0.444，P < 0.05），低于0.5，显示两种检测方法所得结果一致性较差。见表 2。

表  2  两种检测方法噪声8 h等效声级超标人数比较  （例）

定点检测	个体检测		合计
	超标	未超标
超标	72	35	107
未超标	79	104	183
合计	151	139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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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工种和作业方式对两种检测方法结果的影响

对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按照工种和作业方式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车床工和电焊工的基于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均高于定点检测，固定作业的基于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高于定点检测，流动作业的基于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低于定点检测，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  3  不同工种、作业方式工人基于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结果比较

项目	例数	噪声8 h等效声级/dB（A）		t值	P值
		定点检测	个体检测
工种
车床工	120	80.7 ± 5.5	84.1 ± 5.4	- 4.89	< 0.05
电焊工	170	85.5 ± 7.0	87.2 ± 5.8	- 2.45	< 0.05
作业方式
固定作业	228	82.0 ± 6.1	86.0 ± 6.3	- 6.83	< 0.05
流动作业	62	89.0 ± 6.9	85.8 ± 4.0	3.13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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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异性的多因素分析

为探究影响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异性的因素，以每名工人的基于个体检测和定点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的差值的绝对值（以下简称“差值”）作为响应变量。经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电焊工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值的均值[（6.58 ± 4.55）dB（A）]高于车床工[（5.17 ± 3.95）dB（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75，P < 0.01）；流动作业工人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值的均值[（7.10 ± 4.85）dB（A）]高于固定作业工人[（5.70 ± 4.18）dB（A）]，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 2.26，P < 0.05）。进一步将工种和作业方式纳入多因素模型进行分析。在仅包含企业随机效应的零模型中，响应变量的ICC为0.153，显示不同工厂的随机效应造成的变异可以解释15.3%的总变异。

因此，本研究进而选择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将工种和作业方式作为固定效应纳入模型，在校正工厂的随机效应后发现，电焊工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值的均值比车床工高1.7 dB（A）（β = 1.7，95%CI：0.4 ~ 3.0，P = 0.012），流动作业工人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值的均值高于固定作业工人，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β = 0.7，95%CI：-1.1 ~ 2.5，P = 0.452）。

3.   讨论

本研究对上海市52家机械制造企业共290名工人的职业噪声暴露水平开展了现场调查和评估，结果显示，机械制造企业中从事车床加工、电焊作业的工人接触噪声的超标率较高。该人群噪声暴露水平均值达到83.5 ~ 85.9 dB（A），与深圳市机械制造企业的职业噪声暴露水平类似^[7]。根据GBZ/T 229.4—2012《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第4部分：噪声》 ^[8]，噪声暴露等效声级大于80 dB（A）的作业属于噪声作业，本研究人群有80%以上属于噪声作业。长期从事噪声作业，不仅能导致听力损伤，还可能损害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的健康，甚至还可能造成心理影响^[9]。因此，应加强对机械制造企业工人的噪声防护和职业健康监护。

290名工人基于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高于定点检测（P < 0.05），两种检测方法结果的ICC值仅为0.347，显示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的噪声暴露评估结果一致性较差。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固定作业中，基于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高于定点检测（P < 0.05），与王良锋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个体检测是对作业人员职业噪声暴露全程跟踪和实时分析的一种方式，多项研究^[11-12]显示相比定点检测，个体检测能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实际噪声暴露水平。然而本研究中流动作业的基于个体检测的噪声8 h等效声级均值低于定点检测（P < 0.05），与张华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在流动作业中，作业人员在环境噪声水平较高的点位实际停留时间较短。因此，对于流动作业，由于工人的工作地点不固定、噪声源不同、与噪声源的距离也在变化等原因，定点检测难以真实反映工人的实际噪声暴露水平，建议采用个体检测。同时，为了确保个体检测结果的真实有效，建议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对每一名流动作业人员实施全程跟踪。

本研究在探究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异性影响因素的过程中采用了混合效应模型。混合效应模型是一种分析层次结构数据的常用方法，与一般线性回归模型相比，混合效应模型可以有效地解决由于观测间不独立造成统计效能的不足。本研究中的290名工人来自52家不同企业，企业层面的管理方式等因素可能影响到工人的职业噪声暴露水平。在零模型中，ICC显示总变异中有15.3%可以由企业层面的相关因素解释，因此本研究通过混合效应模型，分析两种检测方法结果差异性的影响因素，与以往单个工厂的研究相比，本次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更好。

本次研究发现，相比车床工，电焊工两种检测方法所得噪声8 h等效声级的差值更大（β = 1.7，P < 0.05）。电焊作业可产生高强度的复杂噪声，同时焊接产生的烟尘和弧光将严重干扰检测人员准确实施定点检测。而通用车床运行产生的噪声相对稳定，现场作业环境也便于实施定点检测。本研究显示，电焊工面临较高的职业噪声暴露风险，而电焊的工艺特点决定了定点检测结果与个体检测结果的差异性较大，建议对电焊作业进行职业噪声暴露评估时优先考虑采用个体检测。

综上所述，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两种方法在评估职业噪声暴露时，结果存在差异，工种和作业方式对结果的差异性有一定影响。根据机械制造企业的工艺特点和现场条件，在有充分人力、物资保障的前提下，建议利用个体检测，可持续实时记录的优势，重点关注流动作业和电焊工的职业噪声暴露。